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在位虽然仅仅23年，却将一个在隋末战乱中濒于崩溃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创造了足可与「文景之治」媲美的「贞观之治」。值得一提的是，西汉的「文景之治」经过了汉初四代帝王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才得以建成，而「贞观之治」的用时还不及其一半，其中必有过人之处。事实上，唐初社会迅速由乱而治，与贞观年间吏治清明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世民即位以后，从隋朝因吏治腐败而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中，深刻体会到吏治廉明对于稳定政局、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在用人方面是非常注意的，他认为，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他希望手下的人都做到清明廉洁，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皇帝带头之外，没有一套严密的廉政监察制度来保证是不行的。从贞观初年起，唐太宗就「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他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祜的建议，将殿中侍御史由4人增至6人。监察御史由8人增至10人。因此御史台在贞观年间，比较出色地履行了弹纠不法的主要职责。唐太宗嫌这样还不够，他觉得皇帝决定的事情也不一定正确，因而提出了纳谏的主张，鼓励手下人敢于犯颜直谏，不管皇帝高兴不高兴，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应当讲出来，坚持意见。魏徵是百官中第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常常由于据理力争，引起唐太宗的恼怒，甚至差一点被杀头。尽管如此，魏徵还是进谏不已，纠正了唐太宗趋于腐败的许多过失。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依魏征遗言：「以布车载柩而葬」。太宗登长安禁苑西楼「望哭尽哀」；「自制碑文，并为书石」。他思念魏徵不已，乃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由于唐太宗比较虚心纳谏，并重视发挥监察官的作用，因此当时监察官不畏强权奋起肃贪弹奸成风。贞观初年，高季辅为监察御史，「多行弹纠，不避权要」。权万纪任治书侍御史时，以公事奏劾魏征、文彦博，太宗认为不避豪贵，「甚礼之」。又曾弹劾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琏选内外官不公平，太宗认为权万纪「不阿贵近」，再次给予重赏。
为了防止朝政腐败，唐太宗在中国谏诤史上第一个明确创立了谏官监督决策的制度。太宗曾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若君主「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由于魏徵愿为良臣，不为忠臣，故敢于对朝廷得失直言不讳。太宗对宰相说：「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唐太宗曾经规定：「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令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又「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这就是说，凡遇大臣议政，和朝廷进行决策，谏官有权与闻政事，并可以当场对政策的得失发表意见。这不但对于谏官履行职责有利，更可以避免朝廷在决策上的失误。因此唐太宗的这一规定，在秦汉以来谏诤制度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太宗对自己规定：「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正由于太宗遵行此规，「故外事必闻，刑戳几措，礼义大行」。他还经常对臣下说，隋朝群臣「唯取决收成，虽有愆违，莫敢谏诤，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还说：「朕常恐喜怒妄行赏罚，故欲公等极谏。公等亦宜受人谏，不可以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苟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隋朝反腐措施也不可谓不严厉，隋文帝就多次指使人向官员行贿，谁接受了贿赂就抓起来严惩。饶是如此，隋朝的贪腐之风还是屡禁不绝。唐初有很多官员都曾在吏治腐败的隋朝任职，很难在那种大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但他们为何能在新皇帝的统治下脱胎换骨呢？这就要归功于唐太宗所实行的人性化反腐措施了。这些举措，大致可归纳为三点：
首先，警钟长鸣，辅以恩威并施。太宗善于抓住一切时机向臣下灌输自己的反腐观念，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醒官员们保持清廉。他说：「如果谁拥有一颗明珠，绝对舍不得拿它当弹丸来打鸟。人的性命比明珠重要得多，可是一些官员，却可以不顾身家性命去贪污钱财，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可笑了」。唐太宗并不完全反对臣下爱财，只是要求他们取之有道。他为大臣们算了一笔经济帐：「五品以上官员，每年从朝廷得到的工资收入相当丰厚。如果他们贪污了区区几万文钱，事情败露后就会丢掉官职，反而连正常的收入都失去了。如此因小失大，这些贪官真是不懂得怎样爱财呀」。他还讲了一个故事：鲁国的相国公仪休非常喜欢吃鱼，有人送他鱼，他却不肯接受。他的弟子问：您那么喜欢吃鱼，别人送你鱼你怎么不收呢？公仪休回答道：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收。如果我因为收了别人的鱼而丢掉相国的职务，我再想吃鱼就不会有人送给我了；如果我不收鱼，凭我做鲁相的薪水，我可以天天买鱼给自己吃。从这些事例中，唐太宗总结出一句话：「主贪丧国，臣贪亡身」。只有奉公守法，才能君臣长守富贵。就这样，唐太宗对臣下晓以利害，不断地提醒他们清廉为官，既现身说法，又恩威并施，非常具有说服力。
其次，严格执法，绝不以私害公。贞观四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而落职，他仗着是唐太宗的秦府旧僚，面见太宗，请求从轻发落。太宗心一软，不但赐给他一百匹绢，还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徵进谏道：「庞相寿贪污成性，远近皆知。如果陛下徇于私情而宽大处理此人，那么多的秦府故旧岂不都可以肆意妄为了，谁还愿意保持清廉呢」？唐太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亲自接见庞相寿，对他说：「朕以前当秦王，是一府之主；现在当天子，是四海之主。既然是四海之主，朕就不能只照顾秦王府的旧人了。朕若让你复职，恐怕其他官员都会学你，所以朕不能徇情枉法。你既然丢了官，就回家闲居去吧」。但是，出于旧情，太宗还是赏赐了庞相寿一些东西，以示安抚。可庞相寿却被太宗一席话说得羞惭难当，谢绝了唐太宗的赏赐，流泪而去。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唐太宗在反腐方面总的来说还是公正而严格的，不会因私废公、以私害公。
再次，表彰先进，树立道德高标。在唐太宗的严格要求、反复提倡之下，贞观年间涌现出了许多居官清廉的楷模。唐太宗及时地表彰这些官员，树立一种道德高标，使他们成为其他官员学习的榜样。这样的事例非常多。户部尚书戴胄死的时候，因为府第简陋逼仄，连一个适合做灵堂的地方都找不到，唐太宗特意命令官府为之建庙。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里更穷，连一间像样的正房都没有，去世的时候，家人只好把他的遗体安置在厢房。太宗听了很是感慨，马上命人为他建好正房，并由政府出钱为他举办葬礼。魏徵家也没有正房，生了重病还住在四处漏风的小房里。唐太宗知道后，将原本打算用来建一座小殿的木材用来给魏徵建住宅，怕魏徵不喜欢太豪华的东西，还特意让太监为他送去一套朴素的布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