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之战是中共建政初期，在上海发生的一场经济风波。由于部分拥有大量资产的投机者试图通过银元的投机来阻止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流通，并获取如同在中华民国时期的暴利。事件最终演变成为中共当局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抗。不久中共当局采取了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手段，平息了这一银元风波。中国政府称此次事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毛泽东本人评价「银元之战」的作用不亚于一场淮海战役。
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
当1949年5月底中共的政务院替代国民政府控制上海时，上海市军管会依照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这份文件中规定人民币1元收兑金圆券10万元。6月5日起，并严禁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市场上继续流通。但是最早的人民币发行机构并没有足够的贵金属保证，加上20世纪初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和金元券政策的失败对上海商界的打击影响依然存在，因而人民币在上海发行流通时遭到了抵制。
银元投机风潮
出于各种心态，人们开始将手中的纸币换成贵金属，加上部分投机商人利用这个时机抬高白银价位，令市场上白银和银币的价格开始非正常走高，在6月5日最终期限到来前，银元的价格从5月27日最早的1银元兑换100人民币，变成了6月4日1银元兑换1100元人民币的比价。这样在上海，在实际上的流通本位币已经是银元，而不再是人民币了。同期上海的人民币发行量仅有20余亿，人民币只能用于购买小额货物，无法用于大宗的商业活动。上海部分商店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这件事情引发了上海市委和中央华东局的关注。为了尝试将银元风波压制，上海市委决定在6月5日抛售了10万枚银元，6月6日又抛出31万银元。希望借此能够弥平银元上涨的压力，但这批银元却很快被上海市场所吸收，仅仅起到了延缓升值速度的效果。6月7日，银元涨到1800元。这令中国政府感到极大压力，因为上海作为经济大都市和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存在少量国际贸易的城市而言，人民币无法流通和银元的疯狂上涨带来的物价上涨，将被外界视为政府的无能，并且上海的举动很有可能会影响其他城市——北京也出现了少量抵制人民币流通的商业者。这些影响将令政府快速失去民心。6月8日，中央华东局会议上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干预市场，当时主持会议的上海市长陈毅用电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并得到毛泽东许可。
政府活动
上海市政府得到授权后，由掌管财经活动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负责了活动。市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在政府控制税收、交通及其他市政公用事业内强制以人民币作为唯一许可使用的货币，并且发行人民币公债来增加人民币的使用量。在这之前的6月7日，市军管会宣布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止银元买卖、流通，取缔银元投机活动。并警告了银元的投机分子。但这些行政手段并没有对银元市场造成足够的影响，因为这对于真正掌握银元市场的投机者而言并不造成根本性的损失。在上海市委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紧急磋商后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来解决这场银元之战。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便衣警察封锁了上海最大的银元交易市场——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并拘捕了250名投机者，收缴了数万枚银元。并发动上海市的群众进行宣传，散发传单，宣传建立新的金融新秩序的作用和意义。这场活动对资本家和投机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很快市场上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并不断下降。由于银元的贬值，人民币很快便取得了在上海的主导货币地位，令政府有能力对市场进行更强有力的干预。
影响
事后中共当局将此次行为定性为政府与敌视政府的资产阶级的实力较量。并称之为一场影响「不亚于淮海战役」的战争。这次中共当局的活动也顺利稳定了上海市和其他省市的物价，安定了民心，为中共当局取得了威信。但投机活动也并没有完全停止，不少投机者依然没有感受到政府解决投机问题的决心，而继续活动，直至不久后又一次由陈云主导的「米棉之战」后，才彻底解决了中国市场上的大规模投机现象。
不过有人认为上海被占领后，真正敌视共产党的企业家已经离开了上海，银元之战中参与银元买卖的企业家，更多的可能出于追求巨额投机利益的考虑，并非是有意与中共当局公然对抗。因而中共当局将事件高调定性为「阶级性问题」是不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