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球的16年对北韩事业---安全员指责说：“给小偷分点儿吧！”
生存太过痛苦的朝鲜同胞
金灿球(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我时常在公开场合或演讲时这样描述朝鲜和韩国：“南边吃饱了撑的才变成这德性，北边是吃不着饿得都快死了。”
我们在朝鲜战争结束初期也有过那样悲惨的时期。从韩国军队出来的食物垃圾里稀得连猪都喂不了。但是美军部队出来的食物垃圾却油水不少，还能捞着不少能充饥的。而且这种垃圾也得有“后台”才能轮到，住处离部队远一点的人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事情。
笔者读中学1年级时朝鲜战争爆发。那时候在街上只要见到一个美军就会不由地说“哈罗”，便深受要东西吃。
回过头想想，如果不是联合国军我们现在也有可能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亲爱的领导人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过着和现在的朝鲜一样悲惨的生活。还有，金日成去世时我们是不是也会痛哭流涕好几天？真是不堪设想。
朝鲜战争的战乱之中“世界基督教宣明会”（World Visin）从1953年5月开始实施援助战争孤儿和未亡人的事业，和韩国建立了特殊的因缘。这一机构目前在援助朝鲜，真可谓特殊的缘分了。
90年代中期的朝鲜连续遭遇极度的洪灾和旱灾以及冬季的寒流，经历了4年多漫长的艰苦岁月。在这一时期人民所遭受的痛苦旁人绝对无法想像。
清晨开始就摘草充饥的朝鲜居民们
白天居民们无法自由移动，只能等到天黑后沿铁路线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只要见到一个村庄就像放设法弄一些吃的，哪怕一根草、一粒米都生怕丢下，紧紧地收入背囊里艰难地背回家。那样的心情我们绝对无法理解。
他们在铁路边上看到煤块也要放到背囊里，那背囊的重量该有多少？据说那时候运煤的火车从矿山到达平壤后车上的煤就会减少一半。因为火车路过村庄或爬坡时都回有人偷煤，运输的人路过老家时还要适当地把煤洒到铁路边，以抚慰人们的辛酸。
在平壤的酒店向外看，大清早开始走动的人们无一不是在采摘野草。可不是我们所说的山野菜，而是动物们才吃的野草。
柳叶都被人们摘光了。大同江边人们为了钓到几条比拇指还要小的鱼拿着树干上系上一条线的“鱼竿”坐在河边。钓到鱼可以拿回家和野草一起煮了一家人可以糊口。
女人们在河里小心翼翼地翻看石头寻找田螺。我看到她们手中有一把田螺，就问她们摘到那些需要多少时间。她们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需要大半天。
星期天，她们就带着家里养的母鸡来到草地上。鸡的腿上绑着一条长长的线，为的是让鸡的活动半径大一点，多吃一点。主人也在一旁认真地采着野草。
“别人看了会怀疑，就（把吃的）放在这里吧”
绑在鸡腿上的线也非常破旧。这算是鸡和主人一起出门了。以前公寓楼里不准养动物。主人高兴地告诉我现在连山羊斗可以养。只要有饲料，即也可以养。可是拿什么给鸡吃？
旁边有一个年轻人抱着自己的儿子晒着太阳。孩子脸上唯独眼睛看起来很大。我问她“孩子的妈妈去了哪里？”他说孩子的妈妈去采野菜了。孩子因为饥饿名副其实地皮包骨头。他说大人们饿肚子还算不上什么，只是看着孩子饿肚子，为人父母的人心理太难受。
我让他等我一会儿，就跑到不远处的普通江饭店。我买了面包、糖果、牛奶、饼干还有两罐啤酒，担心万一那个人离开，跑着回到了原地。
啤酒是为了我和对饮一杯而买的。幸亏是星期天，接待员暂时离开我回到自己家里去了。回到原地后发现没有人，我就有些着急地四处张望。稍后他从树后面出来了，说是给孩子把尿了。
他求我说：“别人看了会怀疑我。就放在这里后走开吧。”
我给了一张10美元的钞票。而后求得他的原谅后抱着他的孩子以及他照了一张像。我体谅他的处境，就立刻离开了他，说好星期天有机会再见面。
饭店服务员们：“兑换外币时交给我办好了”
我告诉他如果见不到我就等我，一两个月后我一定还会来。可是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我记忆里的那个孩子不知道长了多大。
出国时，我拍的照片都要冲印后一一让当局审查。和他们的合影也在那时被没收，还受到他们的警告。
饭店的服务员们有时会来到我身边轻轻跟我说：“先生，兑换外币时就交给我办好了。”我觉得与其在饭店前台兑换，还不如交给她们兑换，可以帮他们做一点外汇生意。
到了地方，清晨的火车站附近有很多男女老少乞讨者。因为我是外国来宾，比较显眼，很多人会为这我伸手要钱。接待员大声呵斥他们走开，但是他们大都不当回事。
列车停车时有很多人为了免费乘车而跑来跑去，乱作一团。记得我们在60年代初为止也这样过。
火车在一个车站停车时有个女人带着一个包裹跑上来和乘务员耳语几句后又急忙跑下去。乘务员的车厢里堆着不少瓶瓶罐罐。看来那个女人和这些东西或者吃的有关。
安全员抓到小偷却说：“跟小偷分点儿吧”
把朝鲜的一切想像成50年代我们的生活就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晚上来到河边散步时，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女人跟我说：“先生，求你买我的罐头吧。我饿得不行了。”“什么罐头？”“咸镜道那边来的海胆。我家里还有干明太鱼和干海参。”
第二天早晨，我把罐头拿到食堂打开尝了一口，可是因为太咸吃不了。晚上散步时又来到河边，果然昨天的那个女人又跟过来让我买罐头。我又买了一个。虽然天黑但是我可以认清楚就是昨天那个女人。我跟他说昨天买过她两个罐头，可是太咸吃不了。她却一口咬定昨天没有来过这里。我只能一笑而过，把自己当成傻子。
当时朝鲜国内的在海外有亲戚的人家经常被偷。尤其是从美洲地区来的亲戚们不仅带来许多东西，还留下一笔美金，所以就被另据们盯上了。
据说报案也没有用。就算当场抓住贼了也没有用。保安员（警察）反倒会劝你“分一点儿一起用不好吗？”所以人们都用大大的锁头锁上衣服和吃的。可见有钱人也不没那么好过。
海外的亲戚如果亲自过来送钱，除了本人之外外人很难知情。但如果是汇款，银行从不一次性付款，而是每月一次兑换成朝鲜货币后给你能够生活的数额。
党借走新买的电视机后就不还回来
我有一家亲戚在朝鲜，跟我说想要一台电视机。于是离开前我给他们买了一台。下次再到朝鲜时他们又让我再买一台电视机给他们。我问他们为什么又要一台。他们说上次的那一台电视被党借走了之后就没有还回来。他们说想跟他们要有不敢开口。我怎么忍心拒绝这些人的要求。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深山里的状况还好一些，因为可以用山野菜充饥。一般的山上所有的树皮都被人扒光。行动能力差的老人和孩子们只能眼睁睁地饿死。
中国的沈阳有一个名叫西塔的韩国街。那里有不少所谓的“花燕子”孩子们跟在我们后头要钱。说什么自己从咸镜道什么地方来，要用钱给妈妈治病。说得泰然自若。
我有点怀疑他们，就问：“你们在哪里睡觉和吃饭？有几个人在一起？我跟你们一起去吧。”他们说早饭在小吃部等地吃便宜点，午饭就在街上弄到什么吃什么，如果能讨着点钱，晚饭可以吃得好一点。
我跟他们说带我去他们的住处就给钱。他们一听就全散开了。后来才知道那些孩子们都是中国的朝鲜族。因为韩国游客只要说是从朝鲜来的就毫不怀疑地给钱，所以他们就以那种方式乞讨。
饥饿！那种感觉没有经历过的人绝对想象不到。给现在的孩子们将过去饿肚子的事情，他们就会反过来问我：“饿了打开冰箱门吃东西就行呗。何必饿着肚子。”
接待员们吃完饭后也要把剩下的食物打包带回家
在朝鲜旅行时接待员告诉我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车里，因为会有人砸开玻璃，一定要把包放在行李箱里。平壤地铁站地下通道里面有不少乞讨的孩子会跟着你后头要钱。每个国家都有乞讨者，可是朝鲜就像是整个社会都在乞讨。
因为生活困难，接待员们和我一起吃饭时会多点一些，剩下来就打包带回家。
以200万人饿死而倍受世界瞩目的国家，冒死跨越国境后在中国各地彷徨的朝鲜兄弟们，抱着一丝“只要到韩国就可以吃好过好”的希望拼死跨越大使馆高墙的同胞们，他们的遭遇如何能够用语言讲清楚！
听说现在他们从朝鲜逃出来后都做好在中国长期居住的打算。只要能有吃的，朝鲜的女人们就甘愿嫁到交通不便的深山沟里，不论朝鲜族还是汉族，都和他们养儿育女。但是有机会她们就会逃出来来到饭店、酒店打工，甚至靠出卖肉体赚钱。赚到钱后把钱交给能够帮助她们来到韩国的中间人，千方百计来到韩国。
为什么？朝鲜人又不是中国侨胞，为何要花钱来到韩国？我无法理解。大韩民国到底在想些什么？
不久前我有机会和脱北者交谈。他说，他们在中国找到中间人后就约定从韩国政府提供的定居金钟支付给一定数额的钱，再找一个中国的担保人，而后制定详细的行动计划来到韩国。大部分都以这种方式来到韩国。这算是没有钱的脱北者和中间人之间一种“供需关系”了。赚钱的方式真是无奇不有。政府应该了解这些事情吧 …
酒店服务员也得是党政干部的子女
我们政府应该做些什么？答案其实很清楚。
和联合国的难民援助组织联系，借助联合国的力量和资金，在中国设立朝鲜人收容所，让朝鲜人在收容所居住一段时间后再把他们接到韩国。这无疑是一种有效而可行的办法。但是中国始终不愿意承认朝鲜人的难民资格。韩国政府应该对中国政府尽到外交努力。可是政府却忙于看金正日的脸色。
从朝鲜脱逃的人们跟着向导走上几个月的夜路后来到越南。在从越南经过其他国家后才能来到韩国。听起来像是一部冒死脱险的电影。有时他们还从中国的沈阳等地前往蒙古共和国，再转到韩国。想一想他们跨越戈壁滩的情形，我就禁不住悲痛万分。
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修鞋匠有一天开始出现在平壤鞍山阁湖边的小林子中。他修理的鞋子中还有没法修补的塑料拖鞋。我问他怎么修，他说：“怎么也要给他修啊。人家可是为了穿才让我修的 …”我再问他收多少钱。他回答说：“哪有什么定价呀。”
当时的朝鲜生活真是很艰辛。在饭店、酒店就职，除非是高级党干部的子女，否则根本不可能。甚至在酒店、饭店大堂大嫂烟灰和烟蒂也只有那些高干子女或老婆才有机会做。干活时也不能随便说话，一旦说出不合适的话，就会马上被报告到上级。他们只能这样互相看对方脸色，小心翼翼地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