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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球的16年对北韩事业---北韓以“无签证入境”为由驱逐出境,回击“要求赔偿损失”

前任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韩时海先生出面郑重地说服
金灿球(庆南大学极东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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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在万寿台议事堂与金福信总理商谈投资问题。(资料图片)ⓒ Daily NK

从早晨7点开始与调查人员对座,一直到下午1点,过去了6个小时。我提出肚子饿了,能不能吃晚饭在继续。调查人员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哑口无言。

“这不是能边吃午饭边解决的事件。看来灿球先生没觉得事情重大,可是这可是重大的事件。偷偷地进入到别国,这是只有间谍或避难者才能做的事情。不然哪个精神正常的人能做出这种事情?”

我也没有示弱。

“喂!如果你是间谍,你能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大摇大摆地声称自己是间谍,还坐飞机入境?如果真是那么愚蠢的间谍,不得亡国吗?”

突然蹦出间谍问题,所以我们争论了一番。

最后因为我说的话都合乎情理,调查人员就像是被我击倒在地了。他的脸色紫一会儿、青一会儿,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调查也就告一段落了。可是在临出门时给我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地让我心烦的话。

“调查还没有结束。接到下一格指示前和接待员一起到食堂吃饭,然后再房间里等候!”完全是命令的口气。

听到这些话我的情绪糟糕透了。本来和调查人员面对面就已经够让我的自尊心受损,也够心烦了。吃午饭时我对金永洙参赞发了一些牢骚。他让我不要担心,不会有事。

保卫员说,他们被我的死不悔改所激怒

第二天早晨,接待员金贤哲急急忙忙地找到我。

“为什么没有一个劲儿地说我错了,对不起了,绕过这一会吧 … 问什么要说自己没有错?你不带了了一些外国烟吗?给他们两条烟,求他们关照一下,就不会有什么事。如果态度好,他们开始时也向好好处理。可是你的态度是死不悔改。他们说要根据国法处理,具体要和上级讨论。”

我早已做好受罚的准备。我感觉非常累。回到房间后整理了一番需要做的事情后,按照日期拟定了计划书。我不清楚调查当局会使什么态度,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决定等等看。

星期三一整天接受调查。星期四上午开始允许我把需要面谈的人叫到酒店面谈。他们所这也是瞒着上级做的。我本身也没必要到酒代外面,他们也要求我只能在酒店内活动。

吃完晚饭后,接待员表情眼熟地找到了我。根据各有关部门讨论的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无签证入境者,如果不依法处理而轻饶或以警告的方式了结,就会成为不好的先例,也不能树立国威。”

结论是坚决予以处理,但是因为不存在思想问题,所以处以驱逐出境。同时为下不为例,让我先出国,等到北京大使馆获得签证后重新入境。

也就是说,命令我在星期六出国,当天到北京大使馆获得签证,在乘坐同一架飞机重新入境。我明确地对接待员金贤哲说:

驱逐出境也应该提供机票钱

“看来是强制驱逐出境。你给我好好听着。本来驱逐出境是存在犯罪事实时要么在国内服刑要么下令驱逐出境,永久剥夺重新入境的机会。把握驱逐出境意思不是让我永远不要再进入共和国吗?我不会自己走出去!你们看着办吧。如果实在想让我走,就给我准备机票。你要原原本本地转达给上级。”

第二天是星期四。我想到不能在固执下去,应该出国一趟,心里也做好了准备。只有我这样做,才能有机会让对方知道,我的事业也同样要守承诺如守法。

傍晚时分,接待员贤哲急急忙忙地敲开了我的房门。

“灿球先生!快点开门。韩时海副委员长同志来了!”

韩时海?他不是首任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现在是负责美洲同胞事务的负责人。看来事情的走向还不错。如果我再固执,就会有损于男子汉的形象。于是我若无其事地打开房门笑影了客人。

非常了解美国的实力派人物韩时海前代表,据说是英文比美国人还要流利,是一个美国专家。他说,事情的经过我已经得到报告。经调查此事是业务上的过失造成的。给社长先生带来的痛苦,我想你道歉。看在我的面子上息怒,给与协助。

“从机场开始调查当局就要拘捕你,我们为了不把社长先生交给他们,也废了很多心思。如果当时被调查当局拘捕,就意味着要被拘禁。那样事件会变大。我们也废了很多心。”

正式向朝鲜当局要求赔偿因没有发放签证而带来的损失

稍早一些的晚餐,我和韩时海副委员长,卢哲洙参赞等一起就餐。往返北京的机票也在当时拿到手了。

他们说调查当局一直怀疑我的各种异常举动。其实此事可以说是一件大事件。万一我被拘捕,被扣上间谍的“帽子”,再在媒体上大肆宣传一番,结果会怎样?我感到后备发凉。

一同就餐的人们都说我“胆子怎么那么大?”通常人落到那个地步就会唯唯诺诺。可是我却越来越强硬,实在是让他们感到不可理解。

这样,为期四天的“战争”宣告结束。

后来听说,我在机场花费几个小时是因为,调查当局要拘捕我,海外同胞援助委员会表示反对,最后还是金福信总理和援助委员会委员长亲自向机场打电话,才把握带出来。条件是必须住在普通江酒店。

出国当天酒店的账单出来后发现比平时多出了两倍。酒店的职员解释了理由。

“因为社长先生是犯罪者,所以计算时多收了2倍的费用。上面说根据法律必须这样计算。”

“什么?犯罪者?我怎么犯罪者?”

于是又一次引发冲突。酒店前台也不知所措,把总经理找来。我把东西留在酒店,急忙拿着护照和机票来到了机场。

机场出入境管理所所长给我打招呼。

“你好!真高兴再次见到你。”

“社长先生看来运气真好!如果换了别人一定少不了折腾一番。下次再无签证入境,那时候 … 知道吧?走好!是乘坐下午的飞机回来吗?”

我虽然不想和他说一句话,但是还是回了他一句“再见!”

到达北京后,我立刻让我的公司北京支社社长预订酒店,没有去大使馆,也没和他们联系。我决定在星期一获得签证,星期二去平壤。

可是问题又一次出现了。朝鲜驻北京大使馆领事部长一位我会立即去领取签证,所以事先办好,就等着我去拿。可是怎么等也见不着我,一直等到飞机起飞之前。

我为了前往平壤星期二来到北京大使馆。领事部长一见到我就惊讶地给我打手势,让我来到自己的房间。他给我端来一杯咖啡,开始认真地说服我。一句话就是,下不为例。

我来到平壤后正式向朝鲜当局提出文件要求赔偿因没有发放签证而导致的损失。我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西方世界的人是生活中如此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我通过接待员将书面请求转达给海外迎接部的金善旭副部长。其实转给他本身已经很幸运。

我也满足于文件的转达,决定将此事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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